替董事長頂罪做了13年，剛出獄他兒子就拉我去過戶大別墅。我以為他終于良心發現，可到了門口，他兒子卻掏出一份親子鑒定：“爸，其實我是你親生的。那老頭子的遺產，也該物歸原主了。”
十三年前的那個雨夜，我從公司大樓里走出來，渾身濕透地站在馬路邊等出租車。
老板的勞斯萊斯從地下**緩緩駛出來，車窗降下一半，露出他那張保養得宜的臉。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早就把一切都算計好了。
我是周成的司機，說白了就是他身邊最好用的工具。工具不需要有自己的意志，不需要問為什么，只需要執行命令。這個道理，我用了十三年牢獄之災才徹底想明白。
那天晚上，**是在我家門口等著我的。我剛把老板送回家，自己還沒來得及換掉被雨浸透的西裝，就被兩個穿制服的年輕人攔住了。他們說懷疑我涉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需要跟我回去配合調查。
我當時整個人都是懵的。
我開了一輩子車，從沒跟人紅過臉，更別說動手**了。可他們拿出的證據卻讓我百口莫非：監控錄像拍到了我的車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受害者的衣服上有我的指紋，甚至還有目擊證人指認我就是行兇者。
我第一時間想到了周成。
我替他開了八年車，知道他背地里做過的那些事。他表面上是個慈善企業家，實際上早就被黑白兩道的人盯上了。那次傷人事件，我知道是他指使手下的人干的，但我萬萬沒想到他會把罪名推到我頭上。
在看守所的第三天，周成的律師來見我。是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人，戴著金絲眼鏡，說話溫聲細語，但每一個字都像刀子一樣扎在我心上。
他說：“周總說了，如果你愿意認下這個事，他會照顧好你的家人。***手術費，**妹的學費，他全包了。等你出來以后，一棟別墅，兩百萬現金，都是你的。”
我沉默了很長時間。
我媽那時候躺在醫院里，腎衰竭，每周要做三次透析。我當司機一個月八千塊的工資，根本不夠用。妹妹剛考上大學，學費都湊不齊。我老婆在我出事前三個月就跑了，留下一個剛滿兩歲的女兒，寄養在我媽那里。
周成就是掐準了我的命門。
我問他：“要判多久？”
律師推了推眼鏡，說：“最樂觀的估計，五年。”
五年。
我閉上眼睛，腦子里閃過無數個畫面。我女兒還那么小，我還沒聽她叫過一聲爸爸。我**病不能再拖了，妹妹的大學也不能不上。
“我認。”我說。
那一年，我二十八歲。
判決下來的時候，我站在被告席上，聽到法官念出“****十三年”的時候，整個人像是被人從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十三年，不是五年。我猛地回頭看向旁聽席，周成的律師坐在那里，面無表情地整理著公文包，甚至沒有抬頭看我一眼。
我被帶出法庭的時候，看到妹妹坐在最后一排，哭得渾身發抖。她旁邊是我媽，頭發全白了，整個人瘦得像一張紙。我媽懷里抱著我女兒，那孩子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睜著圓溜溜的大眼睛看著我，嘴里含混不清地喊了一聲：“爸爸……”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心臟被人用錘子砸碎了。
我掙扎著想要沖過去，被法警死死按住。我喊著讓我再看看她們，可沒人理會我的嘶吼。鐵門在我身后重重地關上，發出沉悶的響聲，像某種判決的回音，在我耳邊反復震響了十三年。
監獄里的日子，像一場永遠不會醒來的噩夢。
頭幾年是最難熬的。我每天都在恨，恨周成，恨這個不公的世界，更恨自己當初的懦弱和無知。我憑什么相信一個資本家會兌現他的承諾？我憑什么把自己的命運交到別人手里？
我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樣活著，每天重復著同樣的勞動，吃著同樣的飯菜，對著同樣的鐵窗和鐵門。時間在這里失去了意義，日升月落不過是一個個沒有差別的灰色方塊，疊加在一起，形成一道密不透風的墻，把我困在里面。
第三年的時候，我媽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