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默，今年三十歲，住在這座南方城市一間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里，月租一千二，沒有空調，沒有洗衣機，只有一個轉起來吱呀作響的老式吊扇。
今天是我三十歲的生日，沒有人記得。父親早上打了個電話，問了句“吃飯了嗎”，然后就沉默了。我知道他想問什么——工作怎么樣了，有沒有對象，什么時候能穩定下來。但他沒問，我也沒說。掛掉電話后，我在床邊坐了整整一個小時，看著窗外的城中村握手樓，兩棟樓之間的距離近到我可以伸手摸到對面那戶人家晾在窗臺上的襪子。
我突然想，要不把自己這些年走過的路寫下來吧。就當是給自己的一個交代。
高中畢業那年，我十八歲，高考考了三百二十一分。這個分數在我們那個縣城，連最差的大專都上不了。我其實一點都不意外，三年高中我基本是在網吧和臺球室度過的，課本翻開全是新的，連名字都沒寫。母親看著成績單哭了一整個晚上，父親坐在客廳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煙灰缸堆成了小山。
第二天，父親給了我兩個選擇：復讀，或者去學門手藝。
我選了第三條路，去南方打工。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綠皮車，硬座，二十三個小時。車廂里擠滿了人，過道上都是行李和蛇皮袋，泡面的味道混合著汗味，悶得人透不過氣。我對面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哥，***，在東莞的一家電子廠干了六年。他聽說我是第一次出來打工，笑著說：“慢慢就習慣了，這邊掙錢比老家強。”
我當時想，等我掙到錢了，一定要讓父母過上好日子。
到了廣東后，我投奔了一個在中山打工的表哥。他在一家制衣廠做裁剪，幫我介紹了同廠的一個崗位——打包工。說是打包，其實就是把做好的衣服疊整齊裝進塑料袋，再裝進紙箱，封好膠帶，搬上托盤。工作不復雜，但累，一天站十二個小時，兩條腿腫得像蘿卜。第一個月我差點沒堅持下來，腳底全是水泡，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脫鞋的時候都疼得齜牙咧嘴。
宿舍住了八個人，上下鋪，空間窄得兩個人并排走都要側身。室友們來自天**北，有湖南的、四川的、**的，年紀最大的四十五，最小的才十六，初中都沒讀完就跑出來了。大家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也沒什么娛樂，就是躺在床刷刷手機，偶爾有人買了啤酒和花生米，就圍在一起喝兩杯，吹吹牛，聊聊老家的姑娘。
我在那個廠干了八個月，每個月工資三千出頭，扣除伙食費和住宿費，到手兩千五左右。我給家里寄過三次錢，加起來八千塊。母親在電話里說，錢她幫我存著，以后娶媳婦用。
說實話，那種日子過久了，人是會麻木的。每天早上七點打卡，晚上九點下班，流水線一樣的動作重復上千次，腦子什么都不用想，也不能想，一想就覺得這日子沒有盡頭。我開始理解為什么那么多工友一下班就去喝酒，喝到醉醺醺地回來倒頭就睡——清醒的時候太難受了。
轉折發生在第九個月。那年年底，廠里接了一個大單，工期緊，要求連續加班。我們連續干了二十三天，每天只睡五個小時，中間沒有休息過一天。第二十四天早上，我站在流水線旁邊疊衣服，疊著疊著，突然眼前一黑，整個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后來工友告訴我，我是臉朝下摔的，鼻子磕在水泥地上，流了一地的血。
醒來的時候我躺在廠區醫務室里，醫生說是過度疲勞加低血糖。老板派了個人來看我，拎了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說了句“好好休息”，然后告訴我，這段時間的工資會照發，但建議我休息好了再上班。我當時沒聽懂這句話的意思，后來才知道，廠里怕我身體出問題賴上他們，這是在委婉地勸我走。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動去辦了離職。表哥勸我再找找別的廠，說中山這邊廠子多，不愁沒活干。但我心里已經對工廠產生了本能的抗拒，那種日復一日的重復、那種被當成機器零件一樣對待的感覺，讓我覺得害怕。
那年我十九歲。離開中山后，我沒有回家，而是去了廣州。我在城中村里租了一個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