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夏天，我二十二歲，剛從師范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家鄉隔壁的一個小鎮中學教書。
說是小鎮，其實就是一條街從東頭走到西頭，中間經過一個郵局、兩個雜貨鋪、三個早點攤子。學校的圍墻灰撲撲的，操場上的草長得比學生還高。校長姓錢，五十多歲，戴一副圓框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看著我的派遣證，說：“你來的正是時候，初一語文沒人帶，就你了。”
我點點頭，心想只要有個安穩工作就成。
從學校后門出去，沿著一條土路走上十分鐘，就是我的住處。那是學校給外地老師安排的宿舍，其實是一戶農家院子里騰出來的一間偏房，月租三十塊，從工資里扣。院子里住著三戶人家，正房住的是李嬸一家，東廂房住著賣豆腐的老周兩口子，我的偏房緊挨著牲口棚，偶爾會聞到一股牛糞味。
我不在意這些，每天備課、上課、批改作業，周末回一趟家，日子過得簡單而寡淡。
認識阿芳，是在一個雨天的午后。
那天我去郵局寄信，推門進去時看到柜臺前站著一個人。她穿著一件碎花的確良襯衫，領口洗得發白了，袖口磨出了毛邊。頭發用一根黑色橡皮筋隨便扎在腦后，有幾縷碎發濕漉漉地貼在額角上。腳上是一雙沾了泥的解放鞋，鞋面上還有一個補丁，針腳歪歪扭扭的，像是自己縫的。她正跟郵局的劉大姐說話，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真的沒有嗎？你再幫我找找。”
劉大姐翻了一下柜臺上那疊厚厚的信件，搖搖頭，說：“沒有，都在這兒了?！?br>那個女人的肩膀明顯地塌了一下，像是一座勉強撐著的茅草屋頂終于被雨壓彎了。她站了幾秒鐘，把手里的東西往兜里一揣，轉身要走。恰好我跟她打了個照面，那是一個說不上好看、但讓人過目難忘的臉。顴骨有點高，皮膚黝黑粗糙，像是常年在地里風吹日曬留下的印記。眼角已經有了細紋，看上去三十歲出頭，但眼神卻像個孩子一樣，帶著一種脆生生的、不易察覺的期盼——那是一種明知希望渺茫、卻還是忍不住要期盼的眼神。
她沖我點了點頭，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從我身邊走了過去。我聞到她身上有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刺鼻，反而有種田野里才有的清冽。
我把信遞給劉大姐，隨口問了一句：“剛才那位大姐，看著面生，不是鎮上的人吧？”
劉大姐撕著郵票，嘆了一聲氣：“誰說不是呢。她是從隔壁縣山里嫁過來的，姓什么來著……姓權，叫阿芳，對，就叫阿芳。男人是個泥瓦匠，叫孫德勝，早幾年跟人去廣東打工，就再也沒回來過。她三天兩頭跑來問有沒有信，哪有信啊，人家一去不復返的，誰還會寫信回來?！?br>“那她還一直等？”
“不等能咋的？”劉大姐把郵票壓平，語氣里帶著一種見慣了人間悲歡的麻木，“一個人帶著個閨女，自個兒種兩畝地，男人走的時候孩子才一歲，現在都五歲多了。你說她不等，她還能怎么著？改嫁？帶著個拖油瓶誰要？把娃扔了？她又不是那種人?！?br>我把信投進郵筒，走出了郵局。
外面不知什么時候又開始飄雨，細細密密的，像誰在天上撒了一把粗鹽。我站在臺階上猶豫要不要沖回去，抬頭看到一個身影蹲在郵局的墻根底下。是阿芳，她沒有走。她蹲在那里，也不管地上的泥水洇濕了褲腿，從兜里掏出一樣東西，展開來細細地看著。雨絲落在她那張紙上，她趕緊用手遮住，往懷里護了護，那個動作小心得像在護著一個剛出生的嬰兒。
我離她三四米遠，看不清紙上是什么。但我猜，大概是一封信，或者是照片之類的東西。雨水順著她的碎發往下淌，她把那張紙貼在胸口，整個人縮成一團，像一個被全世界遺棄了的孩子。
她感覺到了我的目光，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沒有局促也沒有羞澀，只是平靜地、坦然地讓我知道——她在等人，她等的那個人，也許永遠也不會再來信了，但她還是要等。那種平靜比哭喊更讓人心里發緊。
我想跟她說點什么，張了張嘴，又不知道該說什么。最后只是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