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皺眉。
發現**的人不見了。這在刑事案件里算不上什么異常——畢竟很多人不愿意跟命案扯上關系，躲都來不及。但陳景峰當**快二十年了，有一個準則一直刻在腦子里：所有出現在案發現場的陌生面孔，都必須作為潛在的嫌疑對象。
“傷者呢？叫什么名字？”
“登記的名字叫何建明，二十七歲，市紡織廠的工人。初步診斷是顱腦外傷，后枕部有長三厘米的線性裂口，不排除被鈍器擊打的可能。人還在市第一人民醫院，醫生說沒有生命危險。”
“目擊證人呢？舞廳里面的人有沒有看到什么？”
小杜搖了搖頭，表情有些微妙。
陳景峰等了三秒鐘，沒等到下文，抬起頭看著小杜。
小杜咬了咬嘴唇，像是組織了很久的語言：“陳隊，今晚**舞廳有一場‘特別節目’。舞廳的老板從外地請了一個什么藝術團過來表演，大概從八點半開始，大廳里的燈全部關了，只有舞臺上的幾盞彩燈。”
“所有的燈都關了？”陳景峰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對。這種節目在圈子里有個說法，叫‘黑燈秀’。跳舞或者表演的時候全場熄燈，只留舞臺上的燈光，觀眾看不到舞廳里其他人。**的演員休息室和**室那邊倒是亮著燈，但那些地方跟案發的小巷是兩個方向，隔了兩道門。”
陳景峰的眉頭擰成了一個死疙瘩。
“全場的燈都關了”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案發時間——大約晚上九點——舞廳里面的幾百號人，誰也看不清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從小巷的防火門進進出出，即便是坐在離防火門最近的卡座上的人，在黑暗中也不可能發現。
這等于什么？等于一個天然的、完美的、巨大的不在場證明機器。
幾杯茶的工夫。一個沉甸甸的牛皮紙檔案袋“啪”地摔在了陳景峰的辦公桌上，是法醫老周連夜趕出來的那疊厚厚的尸檢報告。
紅裙子的女孩，大名藍心虹。陳景峰放下鋼筆，把它捧在手里，前后翻了翻，又盯著法醫拍的現場照片看了很久。
1986年7月20日，星期天，早上七點十二分。
死亡原因確認：勒頸致機械性窒息。死亡時間：1986年7月19日21時05分至21時25分之間。
無掙扎痕跡。無**痕跡。衣物完整，但**不見了。
陳景峰的手指在這條記錄上停留了很久。
**不見了。這太不正常了。如果兇手是沖著劫財來的，不應該只拿走一條不值幾個錢的**而留下死者手上的金戒指和脖子上的銀項鏈。如果兇手是沖著劫色來的，為什么沒有**痕跡？
除非兇手拿走那條**，不是為了財，也不是為了色，而是——
為了銷毀某個證據。
陳景峰揉了揉太陽穴，太陽穴下面隱隱作痛的血管在提醒他，他已經連續工作了快十二個小時了。但腦子里那根弦始終繃著，松不下來。
**舞廳那個女人死亡的案子，從昨晚開始就像一根魚刺一樣卡在他的喉嚨里，上不去，下不來。案子本身不算復雜——一個年輕女人，在舞廳后巷被殺，兇手逃跑，現場留了一個受傷的目擊者。本應該按部就班地勘察、走訪、排查，沿著線索順藤摸瓜，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人揪出來。
但陳景峰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
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從骨子里滲出來的不安。
他把法醫報告放到一邊，拿起了死者的社會關系調查報告。
死者藍心虹，二十歲，未婚。市棉紡廠臨時工。自從進城開始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在一家私人開設的裁縫鋪子的老板那兒當學徒，順便幫人家看攤子。
案發當晚，藍心虹為什么會在**舞廳？
據她的工友和鄰居回憶，藍心虹平時很少去這種娛樂場所。她的日常生活兩點一線：工廠——裁縫鋪——租住的小屋，幾乎沒有社交活動。
但她還是出現在了舞廳里。
誰帶她去的？還是她自己去的？如果是自己去的，去的目的是什么？
陳景峰站起來，走到辦公室墻上掛著的那張江城市區地圖前面，用手指從藍心虹租住的小屋到**舞廳之間畫了一條線。直線距離不到兩公里，騎自行車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