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采訪本上抬起頭的時候，窗外的天已經快黑了。老周推過來一杯熱茶，茶葉是最便宜的那種高碎，泡出來的湯色發黑，但在冬夜里捧在手里，暖意從掌心一路傳到手肘。他說書寧，你那個聾啞學校校長的專訪明天能交嗎？我說能。他把空調溫度調高了兩度，又往我桌上放了一包餅干，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位上繼續改版。老周是我的主編，五十二歲，頭發剩了一半，剩下來的那一半全白了。他在報社干了三十年，從鉛字排版干到電子排版，從電子排版干到公眾號矩陣，親眼看著報紙的發行量從三十萬份掉到三萬份。但他從來不焦慮。他說報紙沒人看不要緊，記者還在就行。記者在，就還有人愿意替那些發不出聲音的人說話。我咬著他給的餅干，把專訪的最后一稿改完，關電腦，下班。
走廊里的聲控燈壞了一盞，明滅不定，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斷成好幾截。手機響了。我**微信語音，她不會打字，每條消息都必須按住說話。我點開，她那邊**音是灶火的噼啪聲，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怕被誰聽見——“**腿又疼了。我叫他去醫院他不去。你什么時候回來？”我靠在樓梯間的墻上，把那條語音又聽了一遍。灶火聲里還有另一個聲音，很輕，是我爸在堂屋里咳嗽。他咳得很克制，每一咳完都像被人按了暫停鍵。我回了一條文字消息：下周。
掛了電話之后我在樓梯間站了一會兒。窗外是老城區錯落的屋頂和一片被霓虹燈映得發紅的夜空。在省城做記者十一年，我寫過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寫過城中村***、寫過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寫過養老院里彈鋼琴的退休教授。但我從來沒有寫過我媽。不是不想寫，是寫不出來。每次坐在電腦前面打出“我媽”兩個字，后面的句子就全堵在指尖上。她的圍裙、她在灶臺前被蒸汽打濕的碎發、她藏在柜子里那本翻爛了的識字本、她在電話里永遠只說半句的叮囑——這些東西太密了，密到語言的縫隙怎么也穿不過去。
我出生在蘇北平原上一個叫沈圩的村子。村子不大，百來戶人家，沿一條叫北灌河的灌溉渠兩岸散落排開。河是五八年人工挖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