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低頭看它們一眼，看一眼就把昨天的決心重新續上——我要離開這里。
十八歲那年過年之前，我跑了。沒帶行李，沒留字條，只帶了一張***和我媽偷偷塞給我的三百塊錢——她大概猜到了我要走，但沒攔，也沒問。她把錢塞進我棉襖內側的口袋里，低著頭說：“夠坐車的了。到了打個電話。”那是她這輩子對我說過的最長的一句、不附帶批評的話。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到了廣州。在火車站睡了兩天，白天去**市場幫人搬貨換一頓盒飯，晚上裹著外套縮在候車室的塑料椅上，瞇一會兒就被保安攆。后來覺得這樣不是辦法，就找了一家電子廠的招工窗口，填表進車間，在流水線上焊電路板，兩班倒，每天十二個小時，住在八人宿舍的鐵架床上鋪，天花板上的吊扇整夜咯吱咯吱地響。
但我心里從沒慌過。
因為我知道，廣州再差，也比那個家好一萬倍。
我從電子廠的普工做到線長，從線長跳槽到一家臺資電子元器件廠的品質部做質檢員，又跳到了外貿公司做跟單。我用了十年時間，從月薪三百的流水線女工，變成了年薪六位數的外貿公司部門經理。我在廣州買了第一套房，又買了第二套。親戚群里開始有人轉述我爸的話，說我“有出息了”。聽說他在牌桌上喝多了跟工友吹牛：“我閨女在外面做生意，掙大錢了——我教的。”
他說是我教的。
我在手機屏幕上看到這句話，把那張十年前用座機偷**下的煙疤照片從加密相冊里翻出來，看了很久。
三十二歲那年，我接到了一個電話。是我媽打來的。她很久沒主動給我打電話了。
“落落，**住院了。”
“什么病？”
“腳上的毛病。大夫說是那個什么……糖尿病足。腳趾頭爛了一根，保不住了。醫院讓做手術。”
我拿著電話站在辦公室的落地窗前。外面是廣州天河區的高樓群，珠江新城的寫字樓玻璃幕墻在夕陽下反射出**的金色光斑。我右手握著手機，左手無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腳腳底板——隔著鞋底，什么都摸不到。但那三個疤的位置，我閉著眼睛都能精確到毫米。
“哪家醫院？”
“縣人民醫院，六樓骨科。”
“我回去。”
我掛了電話，訂了第二天最早的航班。
我在縣人民醫院六樓的骨科病房里見到了我爸。他靠在床上，左腳包著厚厚的紗布，紗布外面還能看到滲出來的黃褐色液體。腳趾的部分已經癟下去了——里面的組織在入院前壞死了大半。
他比上一次見面瘦了很多，臉上的肉都塌下去了，露出兩塊高高的顴骨。但那雙眼睛還是和以前一樣——看到我進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迅速移開，像在看一個不太想認但又不得不見的債主。
“你來干什么。”聲音沙啞，語氣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樣。
“聽說你病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