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桌的酸湯肥腸重做一份。"我說，嗓子有點啞，"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牛骨湯得晚一個小時。先用備湯頂著。"
我拖地。一下，一下。拖把頭拖過骨頭碎渣，發(fā)出澀澀的聲音。
3號桌的老張——退休教師，每周三一碗陽春面雷打不動——站起來。
"小陸，你這面館五年了，味道在整條街是頭一號。他要敢斷你水電，我第一個去投訴。"
旁邊的幾個客人跟著點頭。
我朝老張點了一下頭。"張叔，您坐。面馬上好。"
繼續(xù)拖。
胸口悶得喘不上氣。脖子后面的筋繃成一條線。
但我的手穩(wěn)得很。
因為，不是第一次了。
兩個月前，馬建國第一次提漲租的那天，我就知道，遲早會鬧到這一步。
從那天開始，我的右褲兜里多了一支錄音筆。
每一次他來店里，每一句威脅，每一次馬飛的撒野——全都錄進去了。
包括今天。
下午兩點，最后一桌客人走了。我把"暫停營業(yè)"的牌子掛上門，走到后巷。
掏出手機，通訊錄翻到"宋逸"。
大學室友，現(xiàn)在是嘉恒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專打商事**。兩個月前我把租賃合同掃描件發(fā)給他的時候，他只說了一句話——
"他要是敢先動手，你別攔，讓**飛一會兒。"
電話響了兩聲就接了。
"來了？"宋逸問。
"他今天踢翻了我的老湯。他兒子侮辱了我媽。"
那頭頓了一秒。
"合同原件在你手里？"
"在。"
"錄音呢？"
"全部。今天的也有。"
"行。"宋逸的聲音很平，"那就動吧。"
掛了電話，我靠在后巷的磚墻上。
頭頂是灰蒙蒙的天。對面是防火通道的鐵門，銹跡斑斑。風從巷口穿過來，掀起圍裙的一角，吹干了我額頭上的汗。
手沒有在抖。
從今天開始，馬建國踩出去的每一步，都會落在我畫好的格子里。
第二章
晚上九點半，最后一鍋湯出了灶臺。
我把員工都趕回了家。周姐走的時候回頭看了我一眼，嘴巴張了張，什么都沒說，拎著布袋子出了走。
店里只剩我一個人。
我坐在后廚的鐵凳上，面前是一碗陽春面。
這是我媽教我做的第一道菜。
清湯寡水，豬油打底，一撮蔥花，連澆頭都沒有。但湯頭要用**雞、筒骨和干貝吊出來，小火慢燉四個小時，湯色清亮見底，喝一口，鮮味從舌根一路滾到胃里。
我媽活著的時候，在老家鎮(zhèn)上擺了十七年面攤。凌晨三點起床熬湯，中午收攤，下午洗碗、切菜、備料，傍晚把第二天的面團揉好，九點睡覺。十七年，一天沒斷。
她不識什么字，招牌上"陸記面館"四個字是請隔壁文具店老板教她寫的。練了兩個星期，一筆一畫描在黑色木板上。最后一個"館"字的右下角有飛白——寫到那兒她手抖了，說"算了，歪的有歪的味道"。
我十五歲從她手里接過第一把面刀。十八歲她查出胃癌。
確診到走，四個月。
走的那天下午，她躺在鎮(zhèn)醫(yī)院的病床上，手瘦得只剩骨頭，攥著我的手指頭。
"錚子，"她說，聲音小得我要把耳朵貼到她嘴邊才聽得清，"媽這輩子就一個手藝。你要是覺得值，就繼續(xù)做下去。做不下去了也別勉強。"
那年她五十一歲。
后來我揣著三萬塊錢和她寫的那塊招牌，從鎮(zhèn)上坐了十二個小時的大巴到了這座城市。在**市場搬了半年貨，在大排檔幫了四個月廚，攢夠了第一年的房租和設備錢。
五年前，我在馬建國手里租下了這間五十八平的鋪子。
第一個月，只有七個客人。
第二個月，十九個。
第三個月開始排隊。
到今年，陸記面館在這條街上已經(jīng)是排隊最長的店。中午高峰期能翻四次臺，一天出三百碗面。
五年。
一碗一碗端出來的。
我把陽春面吃完，洗了碗，關灶，關燈。
但我沒有鎖門回家。
我拉開后廚角落那個柜子，從最底層的鐵皮盒子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里面是一疊文件——新的租賃意向書、場地平面圖、上個月的商圈人流量數(shù)據(jù)。
兩個月前，馬建國第一次來提漲租的那天晚上，我就開始找后路了。
不是因為怕他。
是因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