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男人站在露臺的邊緣，背對著我，雙手插在西裝褲的口袋里。樓下的城市在夜色中鋪展開來，萬家燈火如同倒扣在地面上的星空。風很大，吹得他的西裝下擺獵獵作響。
“林醫生。”他沒有回頭，聲音卻清晰地穿過風聲，“你覺得一個人從三十七樓跳下去，需要多長時間？”
我把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指尖碰到了隨身帶的氯硝西泮。十年了，我太熟悉這種開場白。每當我以為已經見過所有類型的病人，命運總會送來一個新的。
“大概三到四秒。”我說，“但我不建議你驗證。”
他轉過身來。三十歲出頭，五官端正得近乎刻板，眉骨很高，眼睛在霓虹燈的映照下顯出某種不真實的琥珀色。最讓我在意的是他的表情——那是一種我從未在任何病人臉上見過的平靜。像一潭死水，連一絲漣漪都沒有。
“顧深。”他伸出手，像在商務場合做自我介紹，“華茂資本合伙人。”
我握住他的手。指尖冰涼，卻干燥有力。這不像一個即將**的人該有的手。大多數站在生死邊緣的人，手心不是冷汗就是顫抖。
“你知道我為什么找你，林醫生。”
這不是疑問句。我松開手，從口袋里摸出煙盒，遞給他一根。他接過來，很自然地湊近我打著的火機，深吸一口。煙霧從他唇間溢出，立刻被風吹散。
“因為我是最后一個還在開紙質處方的精神科醫生？”我問。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轉瞬即逝，像水面上的月光被人攪碎。
“因為我們是一樣的人。”
這句話讓我夾著煙的手指頓了一下。我看著他，他也在看我，眼神里沒有病人的討好或敵意，只有某種讓我感到不安的坦率。這種坦率我見過——在鏡子里的自己臉上。
“說說看。”我靠在露臺的門框上。
“一年前開始，我發現自己失去了某種能力。”他又吸了一口煙，煙霧模糊了他的輪廓，“不是工作能力，不是社交能力。是一種更基本的東西。”
“比如？”
“比如看到陽光照在玻璃幕墻上，我會覺得那是光在玻璃上的折射。”他頓了頓，“但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我會覺得那很美。”
我沒說話，等著他繼續。
“上周我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