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針倒轉的那一刻，我以為自己握住了救贖。
不，應該說，那是我第一次認真地想要改寫什么。在我二十五年的生命里，所有事情都像預設好的程序——理性、精確、不可撼動。直到鐘晚推開那扇門，帶著南方的潮濕雨季。
那天實驗室的除濕系統出了故障，她站在門口，白大褂被汗水洇濕了一小塊。我正調試著一臺全新的時間回溯裝置，她端來咖啡時不小心碰翻了零件，整個實驗臺迸出刺眼的電火花。
“對不起對不起！”她慌張地用袖子去擦，手背被飛濺的碎片劃出一道血痕。
我盯著數據板上瞬間歸零的參數，深吸了口氣：“陸沉，帶她去處理傷口。”
那是我對她說過的第一句話，不是對她本人說的，而是對她的上司。
后來我才知道，她盯著我的背影站了整整兩分鐘，直到陸沉走過來扯了扯她的袖子。
“別看了，”陸沉壓低聲音，“那人沒有心的。”
但她沒聽。
她總是這樣，不聽勸。
鐘晚來研究所的第二個月，我的生活開始出現微小的、不易察覺的偏移。
早上七點四十五分，我的桌上會多出一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溫度剛好在六十五度左右——這是我唯一一次無意間提到的最佳飲用溫度。筆記用黑色記號筆標注了日期和濃度，字跡很小，像是做錯事一樣縮在便簽紙的角落。
我喝了三周，沒有道謝。
**周，咖啡旁邊多了一只玻璃飯盒，里面是切成兔子形狀的蘋果，旁邊放了一支治口腔潰瘍的藥膏。
那天凌晨三點我還在校準時間回溯的坐標參數，潰瘍復發，咬著牙忍了兩個小時。她不知道從哪里聽說了這件事。
“我不需要這些。”我終于開口，聲音比預想的更冷。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憤怒，不是委屈，而是興奮，像是我終于愿意跟她說話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慶祝。
“那明天我換一種水果？梨？梨降火。”
“不用。”
“好，那就梨。”
她轉身走了，步子輕快得像踩在云上。走廊里的聲控燈一盞盞亮起又熄滅，她的影子被燈光拉得很長很長。
陸沉把這一切看在眼里。午休時他靠在茶水間的門框上，端著保溫杯，用一種過來人的語氣說：“沈渡，你要是沒那個意思，就跟人說明白。”
我翻著手中的論文，沒有抬頭：“我不需要解釋什么。”
“她天天給你做早餐、送你東西、幫你整理資料，你全都照單全收，然后連句好話都沒有。你這樣會讓她覺得有機會。”
“那是她的錯覺。”
陸沉看了我很久，最后嘆了口氣：“你知道她為什么來這個研究所嗎？”
我沒有回答。
“去年的學術交流會，你在臺上演示時間回溯的理論模型，她在臺下坐著。那天晚上她就跟我說，她要來這兒。我以為她開玩笑的——她在原單位已經是重點項目負責人了，來你手下從零開始，值得嗎？”
數據板上的參數還在跳動，我忽然覺得那些數字變得有些模糊。
但我什么都沒說。
那天下午，鐘晚在我辦公室門口站了十五分鐘，手里抱著一沓厚厚的資料。我透過玻璃門看到她幾次抬手想敲門，又放下來，最后把資料放在門口的椅子上，轉身走了。
資料里是她整理的近三年所有時間回溯實驗的失敗案例，按時間、原因、參數、改進建議分類，每一頁都用不同顏色的標簽標注了重點。最后一頁的備注欄寫著：第147頁的實驗日志可能有筆誤，核對原始數據后發現坐標誤差應為0.0037，不是0.037。
那個錯誤是半年前我親手寫進去的。
我不知道她花了多長時間核對這些數據。但她從沒在我面前提過這件事，就像她做過的所有事情一樣——悄無聲息地完成，然后退到一邊，等著我哪天或許會注意到。
我沒有注意到。
或者說，我注意到了，但我選擇不去在意。
因為在意是一種危險的事情。在我構建的精密的、理性的世界里，情感就像是實驗中的干擾變量——需要被排除、被控制、被最小化。我從十二歲起就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