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急，像溺水的人在水面上最后撲騰的那幾下。
我們一起走過了十年。
十年前我十六歲，在小縣城的臺球室門口第一次看見他。他因為欠了高年級的錢被人按在墻上，嘴角帶著血，眼神卻一點不怕，冷冷的，像冬天結了冰的河面。我站在那兒，明知道該走，但腳像釘在了地上。
后來他在天臺上彈吉他，唱自己寫的歌，我就蹲在樓梯口偷偷聽，聽到半夜。他騎自行車載著我穿過大半個城市去看江邊的夜景，我坐在后座上摟著他的腰，覺得這條江大概是全世界最寬最亮的江。
他沒考上大學，我考上了本市最好的大學，但我把錄取通知書藏起來，偷了戶口本跟著他去了北京。
北京的頭兩年，我們住在昌平的一間地下室里，房間小得轉不開身。冬天沒有暖氣，我把所有被子都蓋在他身上，自己抱著他縮成一團。他晚上去酒吧駐唱，我就站在臺下，舉著手機給他錄像。手機的內存再不夠用，我從來沒刪過一條他的視頻。
他出名那年我二十二歲，簽公司、發專輯、上綜藝，一夜之間從酒吧歌手變成了熱搜常客。出道發布會那天我站在臺下，他把手搭在麥克風上，對著所有人說：“很高興認識大家，我還是單身哦。”
臺下的粉絲尖叫到嗓子都啞了，我鼓掌把手心拍紅了。
后來我就成了他的“助理”——不對，連助理都不算。他讓我別在公共場合靠近他，別說認識他，別發和他有關的朋友圈。我們的合照被他一張張刪光，我在他微博里的痕跡被他一條條抹凈。我從女朋友變成了室友，從室友變成了一個“不能說名字的人”，最后從“不能說名字的人”變成了“我家以前的保姆”。
十年。
我用十年把自己從一個活生生的人，活成了一枚他隨時可以丟棄的棋子。
我終于知道，他不是不愛我。他是從頭到尾，沒有把我當過“人”。我只是他精打細算的人生里一個成本最低、最聽話、最不會反抗的工具。而當一個工具沒用的時候，就是該被丟掉的時候。
我打開床頭燈，拿起手機，翻到一個月前他發給我的最后一條微信。
“把***復印件發我，要辦點東西。”
我發了。我甚至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