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溫把茶葉袋焐熱了最終還是沒有放下的信封上，在一切她生前觸碰過的東西上。但她在那個公共廁所的那扇門上留下的那道劃痕里，沒有指紋，指甲縫里嵌著木屑，木屑上附著著她的皮膚組織和微量的血跡。
那把鎖被后來翻修廁所的工人撬開了。工人不認識趙秀蘭，不認識任何人的任何痕跡和印記，把痕跡從門板上鑿掉了。她在那個地方、在那段時間里、在那個深夜獨自一人走向那片荒坡的過程里留下的最后一點能被提取、存檔、比對的生物痕跡，在那道被他從門板上一鏟一鏟地鑿掉的劃痕里，也徹底消失了。
現在，那面氣窗上的臉印，提供了她的DNA。
當年她失蹤的那個深夜，那座廢棄的公共廁所里，氣窗是唯一的光源和空氣通道。她從廁所的內部爬到了氣窗的位置，爬了很高很遠，高到她幾乎要貼到天花板上。她在氣窗的內側把臉貼在那面冰涼的、積滿灰塵的玻璃上，拼命地、用盡全身力氣地往外擠，想把臉擠出去，想把整個身體擠出去。
不是她自己要爬上去的，是被人放上去的。有人在那個深夜把她帶到了那座廢棄的公共廁所，把她扔了進去，鎖上了門。她在那座沒有通水、沒有通電、沒有任何能與外界聯系的設施的密閉空間里待了漫長的時間，久到她不得不從內部爬到氣窗的位置，把臉貼在玻璃上，讓外面的人看到。
沒人看到。
那面氣窗的外側是一條死巷，巷子兩頭都被封死了。沒有人會從那條巷子經過，沒有人會抬頭看那扇在三米高處的窗戶，沒有人會在她的臉在那面玻璃上貼了不知道多久、久到她的皮脂和汗液滲透進了玻璃的微觀孔隙、形成了一道她這輩子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的也是唯一能被保存至今的印記之前，看到她的呼救。
沒有人來救她。
顧所長沒有把DNA比對的結果告訴任何人。他在趙秀蘭失蹤的案卷里找到了一份當年的詢問筆錄。問她丈夫的信息——謝國良，時年三十一歲，在鎮上開了一家建材店。
趙秀蘭失蹤后，謝國良沒有報過案。不是“沒有及時報案”，是從頭到尾、在這三十年間，都沒有報過案。他既沒有找過她，也沒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