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進來。”她的聲音很冷靜，口齒清晰，每一個字都咬得準準確確。
我說我沒有聞到任何藥味。然后她的眼睛移到我的臉上，瞳孔里忽然亮了一下，然后又恢復了平靜。她說那是因為你不是病人。仁安這幾十年里，隔離區里只有她一個人能聞到那股藥味——它是從上面停尸間的排風管打下來的。這里的整個供氧系統，三班倒的值班醫生護士，都不能聞。她說只有病人才能聞到，因為那不是藥，是某種已經死去的情緒。
她說了很多。我用手機快速記錄下那些斷斷續續的信息——季長風十年前停職，停職后第二天失蹤，失蹤后第三天仁安的地下三層被擴建。秦主任的鑰匙不止一把。他每天深夜都會下來一次，站在她床頭沉默著站很久，然后離開。她問過我是不是新來的夜班護士，然后又說了一句讓我徹底失眠的話——“上一個人走的時候，還把制服掛在我床尾沒有帶走。”
我猛地抬頭看向輪床的床尾。在金屬床架盡頭的角落里，真的掛著一件疊得整整齊齊的護士制服。款式和我的制服一模一樣，只不過洗得發硬，別在胸口的胸牌氧化成了黑色。我拔下胸牌用手機屏幕的背光照亮，上面的刻痕還依稀可辨——是“護士 程茵”。白班護工告訴過我，程茵就是在我之前離職的那位夜班護士。只干了七天，就說看錯了什么，秦主任沒批辭職，她就直接從四樓宿舍跑了。
陳穗說，程茵之所以在這里面呆了整整七天沒有出聲，是因為她和這地下三層所有的前任員工一樣，在找到某種證據之前不敢說話。
“什么證據？”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閉上了眼睛，重新恢復了那副沉睡多年的姿勢。她的手指微微收攏，指尖朝向房間墻角上方排風口的方向。我順著她的手勢轉頭看過去——連接地上二層的送風管道接口和負三層的通風井共用同一個回風夾層，在這個不為人知的電纜狹縫里塞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被凍得硬邦邦的。拆開之后，里面疊著一份火化證明副本，一份器官捐獻協調書復印件，還有十幾張不同年份的手機照片打印件，全部拍的是同一間沒有編號的病房門牌。門牌上刻著“隔離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