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碴子濺上我的褲腿。人群尖叫著散開，一個穿西裝的男人撞了我肩膀一下，罵了句**啊你。我沒還嘴，彎腰去撿掉在地上的耳機。
手在發抖。
不是因為我差點被砸死。而是因為三天后的十四點。
這說明什么？說明那塊廣告牌知道我會死。說明這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提前知道我要死了，只有我自己蒙在鼓里。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心理咨詢師。
王醫生三十出頭，戴一副銀色細框眼鏡，笑起來兩個酒窩，看起來特別值得信任。她每個月幫我做兩次認知行為治療，病歷上寫的診斷是“幻聽伴隨妄想傾向”，建議我堅持藥物治療。
她聽我說完廣告牌的事，沉默了一會兒。
“沈默，你最近吃藥按時嗎？”
“按時。”
“你有沒有想過，”她把平板電腦放在膝蓋上，用一種特別溫柔的語氣說，“有些聲音真的不存在，只是你的大腦在制造聽覺假象？”
我笑了笑。
她看不出我笑容底下壓著什么。三年前我還會解釋說不是的，我真的能聽見。現在我已經學會那套標準答案了——好的醫生，我會堅持吃藥，謝謝您的建議。
電梯下行的時候，王醫生沖我揮了揮手，說了句下周見。
電梯門合上之前，我都還能聽見她轉身后很小聲對她助理說了句：“這個病號挺可惜的，二十三歲，長得也精神，就是耳朵里有東西。”
電梯門關上了。
我靠在電梯角落里，盯著那一排樓層按鈕。它們安安靜靜地亮著光，很正常。直到電梯運行到十二樓的時候，其中一個按鈕突然開始輕微的振動。振動的頻率不太對，像是有電流在電路板里亂竄。
然后那個按鈕說話了。
“別告訴他，他耳朵里有東西。”
我后背一下就濕了。
電梯里的空氣像是被人抽空似的，我大口喘氣，手指死死揪住褲子口袋里的抗焦慮藥盒。電梯到了五樓，哐當停了一下，門開了又關上，沒有任何人走進來。
但我聽見了整個電梯井在說一句話。
聲音不是從某一個地方傳來的，而是從墻壁的每一塊鋼板、每一顆螺絲釘、每一條焊縫里同時往外滲透。像是有幾百個人擠在地鐵里壓低聲音說同一句話，嗡嗡地在你耳邊震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