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的花園里有一個暖房，里頭常年養著反季的花，香氣從暖房的通風口里漏出來，濃得發膩。
我穿了最體面的一件旗袍，素灰色，沒有任何花紋，袖口和領口都磨得起了毛邊，但洗得很干凈，熨得很平整。手里提著一只舊皮箱，皮面開裂，扣子也掉了一顆。里頭是我吃飯的家伙：底片夾、顯影藥水、炭筆、放大尺、修版刀——每一樣都用了很多年，每一樣都是我師父傳給我的。
顧公館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層洋樓，灰色的磚墻爬滿了常春藤，鐵藝大門兩側立著一對漢白玉石獅子。比我十二年前跪在這里時老舊了一些——常春藤長得更密了，石獅子的眼睛被酸雨蝕出了兩道黑痕，鐵門上的漆也掉了幾塊，露出底下暗紅色的鐵銹。但那份氣派絲毫沒有減：前朝遺老的氣派，三代官商的底子，用錢堆出來的體面，用年頭熬出來的傲慢。
開門的是個中年女傭，穿靛藍色的布褂，頭發梳得緊緊的，臉上的表情像一扇關緊的門。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舊旗袍和舊皮箱上停了一瞬，嘴角幾不可察地撇了一下，然后側身讓開一條路——“仿照片的師傅？這邊走。”
我跟著她穿過花園小徑，走向花廳。小徑鋪的是鵝卵石，被雨水沖得又滑又亮，兩旁的梔子花開得正盛——是從暖房里搬出來的，一盆一盆擺在路邊，白色花瓣上還掛著水珠，香氣濃得像一堵看不見的墻。我走過的時候，花瓣上的水珠沾濕了我的鞋面。
花廳里，顧家老太爺正端坐在紅木太師椅上。
算起來他今年正好七十，比十二年前老了一大截。臉頰凹陷下去，顴骨高高突起，眼袋像兩個發黃的布袋子掛在眼眶底下。頭發全白了，稀稀拉拉地梳向腦后，露出亮晃晃的頭皮。但他手里那根烏木拐杖還是老樣子，光溜溜的，扶手上包著一層銅皮，被歲月磨得發亮。拐杖頭頓在地上，發出沉悶的一聲響，把我拉回了當年他拿這根拐杖敲著地趕我走的那個夜晚。
他旁邊站著兩個人。一個是大**，穿一件墨綠色的團花旗袍，頭發燙成了上海最時興的波浪式，脖子上一串珍珠項鏈顆顆圓潤，保養得看不出實際年紀。她端著茶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