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她拉扯大，看起來盡職盡責，給她最好的教育、最體面的生活、最無微不至的關懷。沈硯見過他幾次，一個溫文爾雅的中年男人，說話慢條斯理，笑起來眼角有好看的細紋，對時槿說話的語氣永遠是溫柔的、耐心的、充滿愛意的，像教科書上寫的“完美的父親”。
太完美了。完美到讓人不安。
沈硯說不清那種不安來自哪里。也許來自時槿被他叫回家時瞬間黯淡的眼神，那種光被抽走的速度太快了，快得不像一個正常的女兒聽到“爸爸來接你了”該有的反應。也許來自她從不邀請他去她家這件事本身——兩家的距離不是一堵圍墻，而是從沈家大宅的東邊走到時槿家的門口，繞一個彎，跨過一條巷子，不到十分鐘的路程，他從沒進去過。也許來自她身上那些總在用“不小心”來解釋的、新舊交疊的傷痕——新的還沒好，舊的還沒褪，像一幅永遠畫不完的油畫，顏料一層一層地疊加，越疊越厚，越疊越暗。
但他沒有問。他沒有資格問。他連自己的傷口都處理不好，怎么去處理別人的？
高考前的那個春天，時槿失蹤了。
不是離家出走，不是意外走失，是從這個世界上徹徹底底地消失了。她父親報了警，**立了案，查了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線索。家里沒有打斗痕跡，手機信號在她家附近的一個路口消失了，監控錄像在那個時間點剛好壞了。她像一滴水蒸發在空氣里，連水蒸氣都沒有留下。
沈硯在那年高考中發揮失常，分數只夠上一所普通大學。沈父沈母沒有責備他，他們在這件事上表現出了意想不到的寬容——也許是因為他們終于意識到，領養來的孩子跟親生的到底不一樣，罵不得打不得，萬一罵跑了連個養老送終的人都沒有。這種被計算過的“寬容”，比指責更讓人窒息。
他去了那座城市的那所普通大學，讀了他不喜歡的專業，度過了渾渾噩噩的四年。畢業后他沒有留在那座城市，沒有回沈家，也沒有去找時槿。他去了南方，進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每天加班到深夜，在數據和需求文檔之間把自己活成一臺上足了發條的機器。他不社交，不戀愛，不旅游，不養寵